Mandyla's life

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將傳統衡量「環境涵容能力」的方法「顛覆」過來。生態足跡用來衡量每一個人所使用的土地面積，而非每一單位面積可支持多少人。並在理念上，由亞當史密斯於1776年「國富論」中提出的「看不見的手」進入「看不見的腳」，意即推動成長的「手」也造成了「環境踐踏」的「腳」，因此可知生態足跡是以「需求面」來代替「供給面」。惟由國內外所計算的生態足跡案例中，例如1994年的台北都會區的生態足跡為43,600平方公里（台灣全島外另加7,600平方公里），即「踐踏」了超過其自身面積21倍的土地，而荷蘭為17倍。可見某個區域（都市、國家）的生態足跡往往超過其地理彊界(亦可稱之為「花瓣型生態足跡」)。再由「世界體系」的分工而言，商品鏈所伴隨而來的「污染鏈」及「疾病鏈」所形成的「生態足跡」可預估早超出了「地球」範圍，雖然個體而言，也可能有幾個特色地區，其生態足跡小於其地理區域（花蕊型生態足跡），但對於減少「生態赤字ecological deficit）」於事無補。換言之，生態足跡所計算出「超用」的土地其實也就是「幽靈耕地」，而超載的環境涵容能力也可說是「幽靈涵容能力」了。

現代化理論中在探討「現代性」時曾提出「流動人格（mobile personality）」的論點，即適應現代社會所作的調適人格，如果將此論點和衝突論中的角色距離（role distance）結合，則似可推論人與自然的角色距離漸行漸遠，而所培養出來的也是環境不友善的流動人格。本文以「正面表列」的角度出發，來探討「社會性生態足跡」，期望由「守望」來代替「踐踏」，使得「永續社會性」成為跨世紀的一種生活方式。守望（guardianship或watch）是一個非常「社會學」的概念，代表著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的多項內涵。都市社會學中強調匿名性（anonymity）的增高使得人與人的關係疏離，社會控制力也下降，因此都市犯罪才會增加。人與自然的匿名性則更是數百倍於人際關係，因此人與自然的疏離亦為「永續社會」的一大障礙。由上可知，社會不義與環境不義相互糾葛，流動人格也同時包含「社會自閉」及「環境自閉」的雙重傾向。而「守望」則是社會系統及環境系統共用的一項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可達到「互利共生」的目標，由於「守望」強調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及照護（stewardship）。

在磨坊經濟下的污染共犯結構中，我們才是自己最大的敵人，而不當的消費觀念及行為更是「敵情綿綿」(例如buy more, save more; 買便宜等於賺到)，也直接或間接的促使生態斷鍊的產生 - 即生產者拼命生產，消費者拼命消費，結果是生態環境受到雙重剝削與掠奪。因此消費者的消極抵制與積極守望即成為擴大社會性生態足跡的一種負責任的環境行為(REB)-綠色消費者運動。其所發起的社會力（綠票）使得消費者一方面可改變自己生活方式，一方面可以此「守望」主政者及生產者，促其綠化。綠票(green vote)包括鈔票及選票，鈔票的環境守望含不(少)消費、共同購買、拒買、購買環保標章產品等，甚至可擴大至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而讓兒童有機會以「二合一」的方式為自己的未來環境投下綠票(鈔票加上選票)。

由早期的羅馬俱樂部報告(成長的極限)到近期Brundtland委員會的報告一再指出：解決環境問題的治本之道在於社會轉型，不在科技的進步。因此要邁向永續社會，必須先要讓社會的成員先有「永續性」，不但要在理念上遂行「心向轉變(metanoia)」，而且在行動上也必須「起而行」。而「守望」為基礎的「社會性生態足跡」即為一種永續社會力的展現管道，讓綠色消費者運動的社會參與化為一種組織式的社會學習。印弟安酋長西雅圖曾說過：沒有乾淨的環境，人類是在「偷生」，可見世界上「環境難民」何其多，也構成了引以為憂的「第四世界」，本文期望拋磚引玉，以綠色消費者運動來起動「社會性生態足跡」，共同守望人與自然共生的地球故鄉。
參考資料 http://greenmark.epa.gov.tw/declare/mag_content.asp?Serial=113